第六十九章 大闹西凉 3
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,也是一种政治待遇。《事实类苑》卷十一记,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,被贬为衡州司马。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、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,“百姓闻之,竞荷瓦木,不督而会,公宇立成”。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,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,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。
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惇贬到雷州,“不许居官舍,遂僦民屋”。章惇得知,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。后来章惇也被贬到雷州,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,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:“前苏公来,章丞相几破我家,今不可也。”(《宾退录》卷八)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,也说明虽然称官,却并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。
“我觉得关键还在于办公居住一体的实现。”胡成达说:“官舍制度一向严格,不能说改动就改动。”
官舍如此“尊严”,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。自秦汉以来,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的生活区域,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,俗称“内衙”或“私宅”等,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。宋人孔平仲《珩璜新论》卷四:“或以衙为廨舍……儿子谓之衙内”,因知古人常将“衙内”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,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。
《温公诗话》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时,河南知府“薛(映)尝暑月访其廨舍,(鲍)当方露顶,狼狈入,易服把板而出”。是说像鲍当这种处长一级(曹官)的官员,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。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,又值盛夏季节,所以没戴官帽,恐怕还是半赤膊状态,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。
而像上述寇准、苏辙这些人在当时的境遇,虽然名义上的级别比鲍的曹官还高一些(司马为知府的佐官),但实际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。所以,无缘住在“内衙”。反之,也有主动放弃这种荣耀的,如东晋罗含任州府别驾,“以廨舍喧扰,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,织苇为席而居”(《晋书》卷九十二)。此人名列《文苑传》,看来是希望在业余时间有一个可以读书写作的安静环境。
“官多房少,亟需改革。事实摆在我们面前,如今马上迎来新朝,改革是必然的。”
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,一直维持到清朝覆灭。相反,京朝官的住房问题,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。前文说过,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,东汉王充《论衡诘术篇》称:“府廷之内,吏舍比属”,足见规模之大。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记赵岐的祖父官任御史,故其“生于御史台,因字台卿”,又可知同居的家属中,甚至包括成年的儿子媳妇。
但是,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,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。据《文献通考》卷四十七提供的统计,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七千人左右,隋朝重新统一后达一万二千五百七十六人,唐朝更增至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,其职京师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。假如仍沿袭两汉时大包干的办法,则不仅“京师百司”之机关用房要发生危机,亦将无法正常发挥衙署的办公职能,因为办公区内除了这二千六百二十员京朝官外,还得加上数倍于此的吏胥、杂役和卫士,而在生活区内居住的又不止是他们的家属,再要将侍候这一大家子的小丫环老妈子也算进去。闭起眼睛想像一下,这还成官署吗?
《后汉书》卷二十七记,张湛官拜太中大夫,“称疾不朝,居中东门候舍”。张湛以秩二千石的高级官员,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标准,搬到候舍去,其表面理由是请长病假不理事,所以不该居住官舍。但进一层推度,则应是京师官舍紧张,不如自己识相。
总之,随着中央官制的不断扩张,京朝官住房办法的改革,势在必行。
……
朝堂上的争论虽然没什么结果,可王富贵在西凉可谓闹翻了天。
“靳奕天,老子和你什么仇什么怨哪,追着我从西门打到东门,你脑子有病吧你!”
“让你偷听!让你偷听!”靳奕天说:“我说看见你这个猥琐的家伙时觉得有点儿眼熟,终于想起来了,你是尹晟麟的人。跟着我偷听,肯定又是有阴谋,不过既然你已经听到了,那就得先杀了你,避免造成什么不必要的麻烦。”
王富贵说:“不是,我什么也没听着啊……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哥别杀我,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把驴都给你。”
“你给我站住!”
“不是,咱们有话好商量,我送你几头莒驴还不行吗?”王富贵边跑边说:“别拿着个剑到处砍来砍去的,这里这么多居民,伤到多不好。”
两人一个追一个跑,来到了集市上。王富贵拿起一只大萝卜朝靳奕天砸了过去,靳奕天一剑劈成两半。
一转身,王富贵又不知道钻哪条胡同里去了,靳奕天的人才刚刚跟上。
“把这个王富贵给我搜出来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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